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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思想結(jié)構(gòu)(教案資料)4
論政治 孟子的政治思想,其主軸在于“保民”,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七)民為邦本,無人民即無國家,無國家即無國君,無人民也無社稷;國君與社稷,皆為保民而立,是以人民最為可貴。而保民之道,在于制民恒產(chǎn),使仰事俯畜,養(yǎng)生送死而無憾。如國君不能盡保民之責(zé),人民無法安居樂業(yè),那要國君又有何用?所以孟子主張國君不能盡責(zé),可以“變置”。這種“民貴君輕”的主張,在孟子政治思想中,極為重要,故列為本大類之首。 為高必因丘陵,為方圓必因規(guī)矩,因勢利導(dǎo),自然易行。先王之道,猶如丘陵;先王之法制,猶如規(guī)矩,行之既久,又復(fù)有效,自當(dāng)因之而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所以主張為政必須“因先”。但是孟子也認為“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離婁》上·一)徒有先王的良法,而無賢者的推展,也是難以發(fā)揮功效的。所以國君必須尊重賢者,重用賢者,使賢者居于高位,得盡所能以治國,由此可見孟子法治、人治兼顧之政治理念,故以“因先尊賢”之目居于次。 戰(zhàn)國時代,諸侯黷武,兵連禍結(jié),民不聊生。孟子有見及此,故極力反對戰(zhàn)爭,以為人君只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即可保民而王,何用戰(zhàn)爭?故舉凡聳動國君,自稱“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能為君約與國,戰(zhàn)必克”的人,孟子皆目之為“民賊”,由此可見孟子對戰(zhàn)爭之憎惡。今故以“仁者無敵”為目而次之于末。 一、民貴君輕 孟子政治思想中,民貴君輕是他的重要主張。民貴主張,是民本思想的延伸,孟子認為人民是構(gòu)成國家的基本要素,君主與社稷,都是為民而立的,如果君主與社稷不能盡其職,就應(yīng)該更置,故列“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為本單元首章。“湯放桀”一章,闡明桀、紂為殘賊之君,乃為一夫而被殺,以發(fā)明民貴君輕之義,故次之。天下既以民為貴,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故又以“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章次之。君王不免有私好,若此私好能與民同好,依然可以王天下,而“暴見于王,王語暴以好樂”章,正是與民同樂之旨,故又次之。國家既以民為貴,保民者能王,“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章正論斯旨,故又次之。王化之本,在于養(yǎng)生送死足備,然后導(dǎo)之以禮義,故以“寡人之于國”章再次之。君能以民為貴,而行仁政,則民能親其上而死其長,故終以“鄒與魯哄”章殿其后焉。 (一)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干水溢,則變置社稷!保ā侗M心》下·一四) 分析:在兩千多年以前君權(quán)至上的時代,孟子就有了“民為貴”的民本思想,強調(diào)“得乎丘民而為天子”,認為國君是為民而立的,真是難能可貴。 所謂國以民為本--沒有人民,又哪來的國君?所以孟子說“君為輕”。至于土谷之神,也是為人民而設(shè)立的--沒有人民,土谷之神又有何用?又有誰來祭祀?所以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依理而推,諸侯是天子所封,大夫是諸侯所命,其尊貴當(dāng)然又比不上天子,更比不上社稷之神。因而孟子可以大聲疾呼:如果諸侯、大夫治國、治邦,危及社稷、國家,就應(yīng)該更立一個賢君;同樣的,如果社稷之神不能盡其保民的責(zé)任,社稷之神也可以予以更換。 孟子借此提醒國君,人民是該被疼惜的;也借此警告國君,沒有人民的擁護,就會失去他的權(quán)柄,一切轉(zhuǎn)眼成空。的確,沒有人民支持的國君,就如一座沒有人抬的轎子,終究不能自行移動。天下國君,若知反省,怎敢自尊自大?孟子在此,早將君權(quán)、神權(quán)壓下,而將人民高高舉起了。 (二)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于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wù)D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保ā读夯萃酢废隆ぐ耍 齊宣王質(zhì)疑湯放桀、武王伐紂是以下犯上的舉動,并且深不以為然。孟子則認定桀、紂都是賊仁、賊義,沒有民眾支持的獨夫,根本算不得國君,所以廢除他、流放他,并無不可。 齊宣王迷信君臣的名分是一種絕對不可更易的制度;孟子則以為君王必須擔(dān)負保民、養(yǎng)民的重責(zé)大任,如果國君失職,人民可以將之推翻,認定君若不君,便不能怪責(zé)臣之不臣。 的確,賊仁賊義的暴君,只會給天下帶來災(zāi)難,誤引蒼生淪入萬劫不復(fù)的絕地,怎能作為天下人的榜樣,受天下人的愛戴?這種人遲早成為眾叛親離、亡國喪身的獨夫,如桀紂等身死為天下笑的暴君,可為殷鑒。 (三)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驅(qū)魚者,獺也;為叢驅(qū)爵者,鹯也;為湯、武驅(qū)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驅(qū)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茍為不畜,終身不得。茍不志于仁,終身憂辱,以陷于死亡!对姟吩疲骸浜文苁纾枯d胥及溺⑧。’此之謂也。”(《離婁》上·九) 本章分為兩部分,前半自“孟子曰”到“桀與紂也”,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政治觀,后半則批評時君不致力于仁政,終究陷于滅亡。 孟子在本章所強調(diào)的政治理念,與“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一四)是一致的!渡袝氛f“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人民就像金字塔的基底,廣大而穩(wěn)固,沒有這個堅實的基礎(chǔ),再高、再精致的建筑都支撐不住。人君若能得到人民的愛戴與擁護,無疑地就是擁有了最寶貴的政治資源,所以孟子說“得乎丘民(人民)而為天子”(《盡心》下·一四),而夏桀、商紂兩位有名的暴君,就是因為失去人民的支持,所以丟了天下。 孟子提出得民心的方法,簡單地說,就是施行仁政。在本章,孟子分別從積極與消極兩方面,舉出具體的方向:人民想要的,為他們聚集;人民厭惡的,不要施加在他們身上。一個懂得行仁政、聚民心的君主,得天下是勢所必然的,孟子說:“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離婁》上·三)湯、武取代桀、紂之暴而王天下,正是這個道理。 雖然古有明訓(xùn),殷鑒不遠,但是當(dāng)時諸侯卻往往旁若無聞,無視王道仁政的重要性。即使發(fā)現(xiàn)了問題所在,仍然只像那患了七年的病,才想到要求取存放三年才能治病的艾草一樣,如果人君不能積漸以行仁政,最后的結(jié)局還是不免滅亡一途。 (四)莊暴見孟子(《梁惠王》下·一) 本文分四段。 首段交代背景,記述孟子聽說齊宣王喜歡聽音樂,打算利用機會進諫的事實。二段敘述宣王聞言面紅耳赤,慚愧自己只喜歡俗樂,卻不喜歡先王之樂;孟子則告以音樂不由今古、雅俗定高下,卻由獨享、共賞見差異,暗示宣王施政必須以民意為考量。第三段孟子用反問的方式,讓宣王自行體認與民共享的重要性,誘導(dǎo)他能真切地關(guān)懷人民。最后一段,孟子設(shè)譬,借人民的直接反應(yīng)加以說明,讓宣王解悟,原來施政只要能以民意為重,便能獲得人民的擁護。 孟子主張今樂、古樂,其為樂則一,不必作區(qū)分,重點只在告訴宣王,凡事必須以民為重,能得民心;民心既聚,才得人和。否則即使是演奏《咸》、《英》、《韶》、《濩》等古圣王的樂曲,人民也將聞樂而疾首蹙,不僅無補于治,還可能引發(fā)民怨。 (五) “齊桓、晉文之事(《梁惠王》上·七) 本章是《孟子》一書中最長的一章,全文都是齊宣王和孟子的對話。齊宣王希望孟子為他講述春秋霸主齊桓、晉文的事跡,但孟子不愿談霸道,卻委婉曲折地為他談王道,波瀾翻騰,跌宕有致。 本章依照對話的內(nèi)容,大致可分為四個段落: 第一段從文首至“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孟子以齊宣王以羊易牛的“仁術(shù)”,肯定宣王可以保民而王。 第二段從“王說曰《詩》云”至“然后快于心與”。孟子曉喻宣王推恩足以保四海,宣王之不能王天下,是不為,而非不能。 第三段從“王曰否吾何快于是”至“其若是孰能御之”。孟子分析王之所大欲,若順欲而為,必有后災(zāi);只有施仁政,方能無敵于天下。 第四段從“王曰吾惛不能進于是矣”至文末。孟子談仁政之要在養(yǎng)與教二端,并提出仁政藍圖。 (六)寡人之于國也 梁惠王自以為盡心于國政,但是遺憾不能吸引人民的歸附,因此向孟子請益。孟子并不直接回答他的問題,而是巧妙運用梁惠王的好戰(zhàn),舉了一個“五十步笑百步”的例子,暗示梁惠王,如果只是在兇歲時才知道要移民移粟,那是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的做法,治標而不治本。治國必須得其道而行,方可收得成效,而此道就是“王道”。 孟子認為,王道始于使人民養(yǎng)生送死而無憾,孟子首先舉了三件具體的事例:不違農(nóng)時、數(shù)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這三件事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遵“時”養(yǎng)民。身為一國之君,豈會不知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農(nóng)時之道,只是在戰(zhàn)事頻仍的戰(zhàn)國時期,各方諸侯為了擴張領(lǐng)土,富國強兵,總是濫用民力,使民不以時,如何能不招致民怨?因此后文所說的“無失其時”、“勿奪其時”,也都是進一步強調(diào)“使民以時”的重要性。如果能徹底力行這些攸關(guān)民生大計之事,可使百姓富足,生活無虞;同時對于家人的身后之事,也能盡其所能地表達心意,充分展現(xiàn)中國人事死如事生及慎終追遠的傳統(tǒng)觀念。 不過,光是倉廩豐足、使民養(yǎng)生送死而無憾的“富民”是不夠的,那只是王道之治的第一步。孟子進一步提出,必須以禮義教化民心。這正是孔子主張庶而富之、富而教之的治國之道。《論語·子路》有一段記載:“子適衛(wèi),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愿幻袷迹越堂窠K,“王道”才算完成。人民既能“倉廩實”,又能“知禮義”,國家還能不強盛嗎?所以孟子說“然而未王者,未之有也”,正是此意。 孟子強調(diào)力行王道仁政,以民為主,富民教民,如此方能成就王業(yè)。 (七)鄒與魯哄。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⑤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孟子》思想結(jié)構(gòu)教案資料4】相關(guān)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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