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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地高考問題根在優(yōu)質教育資源分配
中國政府網公布《關于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后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 《意見》),《意見》指出,在因地制宜的方針指導下,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有關隨遷子女升學考試的方案原則上應在2012年年底前出臺。(本報9月1日6版報道)
應該說,出臺的《意見》,并非真正意義上的異地高考方案,而是關于各地制定異地高考方案的指導意見。從這個意義上講,各地除了在出臺方案的時間上沒有太多自主權外,事實上擁有了制定異地高考方案的較大自主權。
同時,除了國務院辦公廳轉發(fā)這樣的“宣示性表態(tài)”外,《意見》的精髓早已通過教育部官員的相關表態(tài)為公眾所熟知。比如,地方在方案制訂上的自主權,異地高考應統(tǒng)籌考慮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升學考試需求和人口流入地教育資源承載能力等現(xiàn)實可能。
事實上,雖然沒有官方準確的統(tǒng)計數據,但相比于龐大的高考人口來說,需要異地高考權利的考生只是很小一部分群體,而且《意見》還小心翼翼地通過增加當地招生計劃從而確保當地考生錄取比例不下降的辦法,對異地考生流入地進行“安撫”。更何況,流入地還能夠借助職業(yè)、社會保險、考生連續(xù)就學年限等方式來“掌控流量”。綜合這些情況看,異地高考雖然很難,但也不至于阻力重重。
可是,這注定只能是一種理想化的設想。異地高考表面上看只是對一小部分群體高考便利的放行,但實際上是對一大部分人福利特權的沖擊。從現(xiàn)實情況下,凡是推進異地高考呼聲最強烈、難度最大的地方,諸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是教育資源最為集中的“高地”,其教育資源的優(yōu)質程度,甚至可以把一些偏遠的鄉(xiāng)村拉下半個世紀的差距。在教育資源分配嚴重不均的情況下,憑什么一部分人心安理得地享受優(yōu)質教育,而另一部分人就得默默接受命運安排？
從這個意義上講,異地高考看似在沖擊當地人的高考特權,實際上是在表達一種平均分配優(yōu)質教育資源的訴求。在教育資源分配嚴重不均的前提下,優(yōu)質教育資源最為集中的“高地”,從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無條件地為一部分人放行,實際上是在向更多人表達出“參與分享”的暗示,無論當地怎么設定社保年限、考生連續(xù)就學年限,都會讓更多的人未雨綢繆地提前涌入,而城市人口的大量涌入,又會讓當地制定的異地高考標準“飄上云端”,成為一種變相的“高端人才引進”,而不是具有普惠性的“異地高考方案”。
不可逆的城市化進程和日益強烈的公平訴求,無一不昭示那種在區(qū)域分割之下的差別化資源分配行將走到盡頭。如果沒有教育資源在不同地區(qū)、不同人群之間無條件的平均分配的努力,任何改革方案無一例外都是既得利益群體享受既得利益的規(guī)則在形式意義上的變化,對于真正需要的群體來說并無實質性意義。
志靈(北京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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