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司法的廣場化到司法的劇場化

　　司法是一個國家的法治宏大架構的拱頂，它由一塊塊堅固的壘石-剛性的制度規(guī)定、正當程序（due process）以及公正無私的法官等等構成，制度、程序和法官諸部分相互交錯、相互切合、相互支撐，共同承受整個法治大廈的重力，并使這樣一個大廈能夠經受社會-歷史風雨的蝕損，而長久地保持其穩(wěn)定的基礎和堅韌的體積。從社會調整的角度看，司法又是對社會生活的具體介入形式，它直接代表著法的品格和形象。法學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1878-1949）說：“法不只是評價性的規(guī)范，它也將是有實效的力量�！�… 一個超國家的法要想變得有實效，就不應高懸于我們之上的價值的天空，它必須獲得塵世的、社會學的形態(tài)。而從理念王國進入現實王國的門徑，則是諳熟世俗生活關系的法官。正是在法官那里，法才道成肉身�！盵1]

　　司法的獨特性質及其對社會生活的直接介入，很容易使自己處在社會矛盾和沖突的中心，它所處理的事項扭結著社會政治的、經濟的、外交的、文化的、道德的、民族的等等各種復雜的關系和利益。司法必須在應對這些復雜的社會問題和矛盾中既能有效地平衡各種關系和利益，促成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又能始終保持其不偏不倚、秉公持正的品格。然而，正是因為司法處在這樣一個特殊的社會結構之點上，它在影響社會生活的同時，也為各種社會力量影響法律活動洞開了門扉。[2] 不同的利益團體、機關和個人都在“追求正義”的信念支持下把過高的期待寄予司法的活動過程：各級政府可能會把消解社會危機和進行社會整合的負擔交由司法機關承受，新聞媒體通過張揚案件事實中的催人淚下的細節(jié)和判決理由的爭點來介入對司法公正的解釋和判斷，普通的民眾則企望司法官員扮演“青天老爺”或“上帝之手”來拯救他們所遭受的社會冤苦。這些不同的初始期待使人們在朦朧的“正義”觀念的驅動下對司法過程產生積極參與的熱情，而更愿意選擇一種人人直接照面的、沒有身份和空間間隔、能夠自由表達意見和情緒的司法活動方式，我把這一司法活動方式稱為“司法的廣場化”。

　　自然，司法的廣場化，首先是一個法律地理空間的概念。[3] “廣場化”標明：

　　歷史上有一些司法活動是在廣場或其他露天的空間進行的，諸如古代的“棄市”、“游街示眾”，近現代的“公審大會”、“批斗大會”等等。在這樣的司法活動中，露天廣場作為一種地理空間符號，具有其特殊的意義。（a）露天廣場作為一種“場“，具有一切“場”所共有的功能。在露天廣場的中心很容易形成某種有一定主題內容的活動，吸引人們積極的參與。司法的廣場化無疑亦藉廣場之特殊的吸引力和擴散力，通過這種方式達到司法活動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如社會教育（www.xfhttp.com－雪風網絡xfhttp教育網）效果）。（b）露天廣場是可以從不同的路徑和方向自由進出的場所。在這里，沒有專為司法特設的營造之物，如固定的座席、隔離的區(qū)域、警戒的護欄（bar）等等。它消除了法律的可觸及性（accessibility）的障礙，也消除了人們由于不了解專門法律知識形成的法律陌生感和異己感，人們通過親自觀瞧而直接感受法律活動的生動形象（有時甚至有些緊張刺激）的過程及其效果。這樣，整個司法活動總是與時聚時散的流動的人群保持著不間斷的互動關系。（c）露天廣場是一種透明無隱的公共活動之地，是“每一個人對每一個人表演”的場所。[4] 沒有空間阻隔和禁止規(guī)限的廣場天然適宜舉行某些表演者與觀眾融為一體的集會（如節(jié)日的盛典、集體狂歡）。在特定的廣場集會中，有時甚至分不清（也沒有必要分清）人們的角色和身份的差別，所有參與集會的人形成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公共的主體-一個“公共的大我”[5] 在露天廣場上進行的司法活動雖然性質不同于完全“無拘無束”的集會，但它們也帶有所有“廣場集會”的某些共同特點，如人的直接照面、表演-觀看界限的模糊、激動人心的節(jié)日感覺，[6] 等等。（d）露天廣場是一個沒有什物遮擋的“陽光照耀之地”，它被想象成某種道德理想（如“陽光下的政治”）的實現之所[7] .在一定意義上，司法的廣場化（至少在當代社會）所潛在的一種道德正當性，就是追求所謂“陽光下的司法”之目的。它把司法活動的每一細節(jié)（控訴、辯論、審判、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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