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喻華峰案看司法的職業(yè)尊嚴

　　-《論語.季氏篇第十六》

　　轉型時代，一切都給人希望，一切也都給人失望，如狄更斯對當年英國的描述，處在轉型時代的倫理道德的狀態(tài)于是混亂不堪，這當然包括司法倫理。也許2003年的《南方都市報》太像一份真正的報紙了，于是它等來了今年的喻華峰案、李民英案，以及接下來可能繼續(xù)出現(xiàn)的程益中案。此事一方面暴露當前司法不獨立，制度脆弱的基本特點，同時也暴露出當下司法倫理的極度脆弱。

　　照說，法官也好，檢察官也罷，他們都是司法公正最前沿的守護者，如果他們不能形成抵制司法干涉的最基本防線，即使社會輿論力量再大，我們可能也只有望司法興嘆的份了。司法人員也是人，有七情六欲，有三親四眷，我們當然沒有理由苛責他們一定要如何如何。但是，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共同體，都有一些基本的行為準則需要服從，否則即不成其為人，不成其為人的共同體。司法人員也一樣，在有能力堅持的限度內(nèi)保持獨立司法的權力是一切司法人員的基本操守，即使無能為力，至少也要謹守“不與不公正為伍，不與邪惡合作”-這甚至已經(jīng)退到了作為一個人的最基本操守上了。

　　話雖如此，可是一旦司法人員遇到一個明顯被人操縱的冤案，而且這種干預司法的行為來自權貴，一般人根本無力抵御，這時，司法人員該怎么做？

　　記得小時候讀過一本《歷史故事新編》，是當代著名戲曲評論家蔣星煜先生的作品，其中有一篇《大理寺正卿的失蹤》，講述岳飛案中，大理寺正卿（相當于現(xiàn)在的最高法院院長）周三畏不愿昧良心殘害忠良而掛印逃亡的故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雖然宋史并沒有記錄這段歷史，但是當年周三畏避禍之所蘭溪白露山下的忠隱庵已于2002年重修，或茲可佐證。

　　在當時宋高宗、秦檜君臣沆瀣一氣，欲致岳飛于死地而后安的大形勢下，如果寄希望于周三畏上抗皇權，下護國本，顯然不可能。周三畏于是處在了倫理沖突最激烈的火力交叉點上，如果將岳飛釋放，一則岳飛自己未必愿意逃亡，二則即使逃亡也不會有什么好結果，岳飛的命運無論如何，抗金大業(yè)都必亡無疑；如果按照宋高宗、秦檜的意思判處岳飛謀反，則陷害忠良之罪不可免，并將遺臭萬年。以周三畏的耿介秉性，很難昧良心害人，而且這樣做即使保住功名利祿，那也同樣面臨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的未來。于是周三畏在這樣一個兩難的關頭，做了自己能夠做到的事情，棄官遠走。

　　與周三畏相比，南都案中司法人員的倫理沖突，其激烈程度可能遠遠不及，我們也無權要求他們成為周三畏，但至少他們應該為公正作過基本的努力，至少，拒絕辦理這起案件還不至于到遠避他鄉(xiāng)隱沒江湖的地步吧？以當前中國的一般情況而言，拒絕辦理這種案件可能也就影響升遷，或者至多是從此工作不好作，穿點小鞋罷了。如果司法人員本身連這樣的一點代價都不肯付出，那么他就沒有資格埋怨司法不獨立，因為司法獨立不會從天而降，而是全社會的人們共同爭取，尤其需要司法從業(yè)人員的共同努力才可能結出的果實。

　　可是，目前我們看到的南都案起訴書和一審判決書，無法讓我們得出辦案司法人員沒有助紂為虐的結論。如楊支柱先生、許志永先生已經(jīng)證明的，喻華峰等人的行為即使按照現(xiàn)行法律中最僵化的條文衡量，他們的行為要符合貪污罪、行賄罪的犯罪要件都很難。因此，作為司法專業(yè)人員的法官、檢察官，如果明知自己的司法行為將導致冤案，而依然出入人罪，草菅人命，那么他們的行為就會構成瀆職。退一步說，即使以最低倫理要求來評價作為公共官員的司法人員，即應當以政治行為的后果來判斷其正當性，這些司法人員的行為也未必是合格的-這樣的判決嚴重地打擊了媒體言論自由的憲法權利。

　　現(xiàn)實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一些受政府或者權貴干擾的案件，法官常常會很無奈地告訴即將敗訴的當事人：“這案子我們也作不了主。”對于這樣的法官，我首先是同情地理解，同時也很沮喪，因為我忍不住會想，難道你們就連拒絕辦理這個案件都不能嗎？

　　確實，要完全與上司針鋒相對，這對任何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司法大環(huán)境極差的前提下，南都案這樣的案件尤其不該要求司法人員完全我行我素，不顧來自政府的壓力，因為這樣要求可能是不人道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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