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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交融的憲政解讀-《憲政文化與近代中國》讀后
摘 要：《憲政文化與近代中國》的獨特寫作角度，頗值我們注意。這種角度將使我們更加容易理解作者意圖，進而能夠更加準確的理解中國近代憲政文化。
關鍵詞：《憲政文化與近代中國》，外在，內在
我們大體上同意這樣一種看法：近代以降的歷史是一段“追求富強與獨立”的歷史。就此而言，“富強”大抵含有一種比較的意味，“獨立”則意味著脫離，因此對這段中國史的概括完全是一種外在觀察的結果，從而缺少了一種內在的視角。對此種現(xiàn)象史華茲教授曾言及：每當談及西方與“非西方”的沖突我們總把西方假設為已知量�！拔鞣經_擊”這一比喻使人聯(lián)想到的情景，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物體在沖撞一個惰性物。[1]張灝先生對此也有一種高度的警惕：“西方的沖擊”的概念可能會導致對傳統(tǒng)文化的復雜性和發(fā)展動力估計不足。[2]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恰是對中國問題研究的＂沖擊－回應＂學說范式霸權的產物，當費正清等人從中國外更為廣闊的視閾中審視中國問題得出一種中肯的結論后，中國學者的話語成為了某種舶來品的簡單譯文！
也許就當時的中國人而言，對富強與獨立的渴求決非僅緣于西方的船堅炮利，中國歷經數(shù)千年的封建統(tǒng)治，上層浮糜無能，下層清苦慘淡，文化僵死，社會動蕩，國家貧窮，可謂之千瘡百孔，危機四伏，中國人不得不認真面對自己社會的自生物，自己必須運用腦力去思考涅磐變革求生之道。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的現(xiàn)代化（當然包括對憲政的認知與選擇）完全可視為中國人打理后花園的一個成果。雖然，我們不得不承認，當西方的堅船利炮把一種現(xiàn)代化文明擺在中國人面前時，中國人再也不能守循著千年遺傳的文明循規(guī)蹈矩的生活了！正如《憲政文化與近代中國》中言及的：中國人對憲政問題的思考是由西方的侵略而引發(fā)的。[3]
《憲政文化與近代中國》卻并未成為這一學說范式霸權的犧牲品，它對憲政文化的仔細梳理使我們清醒的感覺到近代以來中國人用自己的智慧面對自己的問題思考與求解時的艱難與苦楚，并且使我們真正的感到了這種艱難與苦楚的力量以至于今天的我們對憲政的神經依然＂疼痛＂。它對憲政文化于近代中國的發(fā)端，流變的描述，遵循了器物－制度－文化的邏輯線，鏤析勾勒煞是自然，娓娓道來而不顯突兀與斷裂。更為重要的是，它采用內在與外在視角觀察憲政文化在近代中國的播種，成長，覆滅，重生，從而解讀了＂憲政文化在近代中國實際怎樣＂的命題。
外在視角的觀察，使我們從更加寬廣的時空中看待中華民族所面臨的問題，那就是文明經過發(fā)端和拓展后在近代舞臺上的對決使得本不存在高下之分的東西文明有了發(fā)達與落后的分野，更為嚴重的是發(fā)達的文明企圖用最原始同樣是最野蠻的手段來征服落后的文明。這一切猶如烙鐵一般滾燙著被這種文明沁染的每一個人。當然最先驚醒與焦灼的是那一群社會精英分子。而這一切的一切又從器物的體認開始，尤其是槍炮這一對曾經離我們祖先最近的器物�！稇椪幕c近代中國》言道：他（魏源）贊揚“外夷”輪船火車，其速如飛，“晝夜千里”，用機器紡紗織布，“巧奪天工”。[4]在器物的學習過程中，日本人用甲午戰(zhàn)爭又給中國人上了一課。于是，王人博先生用幾乎冰冷的語言寫道：“慘淡經營了33年的洋務。其生聚的教訓一場戰(zhàn)爭便作了總結。1894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敗給后來居上的東鄰小國，引起了朝野震驚，它象一把利劍，戳透了大清帝國的官僚和士大夫因循麻木積成的厚膜�？涨暗膼u辱感和深重危機感深深刺痛了那根休眠狀態(tài)的神經，使中華民族具有的覺醒也因此開始。[5]于是，中國不得不重新反思這一器物學習，而當他們重新打量近旁小國日本的翻天巨變，重新觀察中西國家之不同時，他們驚奇的發(fā)現(xiàn)：原來它們還有議院，立憲等等。這一切又將成為隨后而來的維新運動的主題。于是對議院的贊美之辭在精英的口中是不難找尋的，王人博先生動情地寫到：”在梁啟超的心目中，議院是一塊閃亮的金子，救國良方。他認為議院是人類由野蠻走向文明的重要標志之一，是據(jù)亂世到生平世而達太平世的重要條件之一，……西方各國之所以強盛，在于順應這種議院的民主潮流，“問泰西各國何以強？曰：”議院哉！議院哉！“。[6]其焦慮迫切之情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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