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現時而寫的實踐批評與文化研究:臺灣報紙副刊的晚近轉變及其意義

　　 「政治里的公共場域是從文學世界的公共場域演進而成；透過大眾輿論的媒介，此一公共場域使國家得以了解社會的需要�！供vHabermas 30-31﹚

「改革是如何將沖突凸顯，使之更為易見的問題，而不僅是針對利益或機構的僵滯。從這些沖突與面對之中，新的權力關系必然崛起，其初始、暫時的表達將會是一種改革�！供vFoucault 156﹚

本文擬探討近十年來臺灣報紙副刊內容及版面的轉變，尤其針對大量涌現的社會評論及文化研究論述，觀察它們何以能壓抑、取代了文學、傳記、武俠、旅游等傳統(tǒng)表達形式。透過文化研究的方法，我想對副刊的生產、消長、社會參與等角色，提供初步的分析與反省，并將這些新興的評論文章界定為－－為現時﹙與現實﹚而寫﹙writing to the moment﹚的實踐批評﹙practicing criticism﹚，進而就其可能投射出的新權力關系作簡略的評估。我不打算在此提及某些特殊篇章，也無法涵蓋各種報紙副刊，大致上只是以不偏不全的方式，試論幾個大的轉變及其意義。我比較關心的是：這些評論在「產業(yè)化的公共場域」﹙industrialized public spheres﹚中如何制造出閱讀社會文本及身體的欲望，如何以其文字達成實踐批評，發(fā)揮社會及政治功能；同時，我也想藉此一主題，管窺邊陲文化的知識分子如何在跨國信息所構成的新殖民與后殖民之交織網絡中進行其撥用﹙appropriation﹚與跨國本地化﹙translocalization﹚的文化生產活動。﹙注一﹚拿這兩大線索作為根據，本文想談底下幾個面向：副刊的轉變與教育、政治、媒體、次文化發(fā)展的關連；本地雙語知識分子引介當代文化研究成果的微妙位置及其矛盾修辭；專業(yè)及大眾知識的互通聲氣與其潛在沖突，也就是學院菁英與激進人士在打破高、低或上層與通俗文化之分野時，如何被他人定位的問題；乃至于公共議題﹙public issues﹚與知名度﹙publicity﹚所造成的作者與閱讀社群之間的互動與張力，及隨之而起的文化性別、族群、階層、價值認同與社會作用等。

有關文化研究的歷史發(fā)展及其方法，已有不少論述﹙如Hill；Johnson；Leitch等﹚。最近出版的文化研究讀本更是紛紛以大量篇幅，將英、美、澳、印及其它地區(qū)的成果加以匯集﹙如During；Grossberg；Turner 等﹚，顯示出文化研究不僅影響深遠，而且已成為顯學，不但是一些出版社的主要興趣之一﹙最可觀的是Routledge, Westview，連以往較保守的大學出版社也開始成立文化研究叢書系列﹚，儼然是學院里的百靈丹。不過，也因此，文化研究的具體對象及方法變得過份浮泛。但是若以較正面及實用的觀點來看，文化研究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相當重要的學術潮流。比較文學者學者巴絲內特﹙Susan Bassnett﹚認為文化研究的興趣及其歷史意義，可說是與比較文學在十九世紀的盛況十分類似，均是面臨時代的大變動，針對文化、語言、國家、歷史與認同等概念的轉型，提出跨科際的方法，修正既有的研究領域及其題材﹙45-47﹚。

霍爾﹙Stuart Hall﹚及杜靈﹙Simon During﹚等學者均以50年代為文化研究﹙或說正確一點，英國文化研究﹚的起始期，并以何伽特﹙R. Hoggart﹚的著作如 The Uses of Literacy﹙1957﹚，威廉士的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1958﹚，甚至較晚出由湯普森﹙E. P. Thompson﹚所寫的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8)，為早期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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