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辯的基本知識-辯論賽

　　花辯的基本知識

　　首先，奧瑞岡賽制有著其獨特的優(yōu)勢，這是毋庸置疑的，否則也不會存在那么久。奧瑞岡對于循證的不懈追求，使得辯論變得有內涵，的確規(guī)避了很多無意義的花辯、避免了很多無意義的空談，更限制了隨意制造假論據(jù)的惡劣行為。并且，對于證據(jù)效力的追求，使得學生們在辯論準備的過程中，讀了很多學術的東西，增長了很多知識，這樣一來，即使輸了比賽的一方，也不會沒有收獲。所以說，在這些許許多多的方面，奧瑞岡賽制對于辯論賽的發(fā)展、對于辯手的個人成長，都是有所裨益的。

　　但是，這些不是小編要說的重點。如果說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引入奧瑞岡賽制進行政策性辯論，這是一件值得拍手稱快的好事。但是如果有人認為奧瑞岡是最佳的辯論模式，甚至認為花辯是一種令人不齒的東西，那么小編想，這就過猶不及了。畢竟，奧瑞岡賽制存在著一些缺點，而這些恰恰是花辯可以彌補的。

　　第一，對辯手的專業(yè)性要求限制了辯手的廣泛參與性。

　　奧瑞岡賽制重視舉證、尤其重視學術的證據(jù)，這對于辯論內涵的提升有所裨益，但正如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這種提升是以限制專業(yè)外人士的參與為代價的。如果我們探討一個法律的辯題，毋容置疑法律專業(yè)的同學比其他文科專業(yè)的同學有優(yōu)勢，比理工農醫(yī)藝術等諸科的同學就更有優(yōu)勢了，別的不用說，至少找?guī)讉�外行人不懂的術語就已經是易如反掌的了。其它專業(yè)的辯題亦是如此。其實，在臺灣的很多比賽，運用了奧瑞岡賽制，但其比賽本身往往就是“律師杯”或“財稅杯”（名字我不確定）等等，這樣一來，由專業(yè)人員參加的專業(yè)比賽，自然就可以用這種高標準的賽制了。但是，一些省賽、地區(qū)賽、全國賽乃至國際比賽呢？我們應該考慮給予所有高校里所有同學平等的參與機會，獲得機會的人應該是具有辯論優(yōu)勢而不是專業(yè)優(yōu)勢。這樣一來，如果所有的比賽都采用奧瑞岡是不是就不合適呢？

　　第二，辯題選取的限制。

　　一個注重證據(jù)的比賽，就必然要選取有證據(jù)可循的辯題。這樣一來，一些感性的辯題，一些娛樂性的辯題，就無法被選取了。例如，有關愛情和婚姻的。當然，我并不是說愛情和婚姻方面沒有任何證據(jù)可以佐證，但是這些領域畢竟沒有成為科學系統(tǒng)，很多是因人主觀思想而異，證據(jù)的證明力度相當薄弱，難以適應于奧瑞岡這種重證據(jù)的賽制，以致最后比賽打出來有種畫虎不成反類犬的感覺。

　　第三，評委的選取。

　　辯論賽評委可以說是比賽場上的主角，至少和辯手平分秋色。不要妄想辯手是場上的主角，因為，即使某方辯手表現(xiàn)得再出色，即使所有觀眾都期望在下一輪中繼續(xù)看到他們的表現(xiàn)，但評委一句話完全可以讓他們下一輪沒有機會表現(xiàn)。這是事實。我想，沒有人認為在法庭上，犯罪嫌疑人比審判長更重要吧？關于如何構建良好的評委機制，這是后話，但評委的重要性卻與奧瑞岡賽制的嚴格要求產生了沖突。比賽要求評委在短時間內做出評判，評委不能把辯題帶回去研究一個月后再寫個報告出來，最多幾十分鐘的討論之后，評委必須給出結論。而奧瑞岡重視舉證、重視學術證據(jù)，這樣一來，就要求評委必須聽得懂這些證據(jù)。如果評委聽不懂，即使他/她沒有故意偏向某一方，也很可能造成誤判，這對于比賽而言無疑是一個重大的遺憾。這就好比刑庭的審判長由一位專門研究國際商法的法官來擔任，即使他/她沒有受賄，也很可能造成冤假錯案。但是，從辯論的另一個方面來講，如果一個學究來擔任評委是否合適呢？我想也未必。不論如何，辯論有著一定的技巧性存在，而一位老學究，未必能夠對辯論技巧有著靈活地掌握。更為糟糕的是，老學究有時往往會以自己的研究結論先入為主，這樣對抽到另一方的隊伍就很不公平。于是乎，我們就需要一個，既研究過這個話題、但卻還沒有先入為主，并且還能靈活敏捷地領悟辯論技巧的人，來充當評委。哇！好難找啊。

　　上述這三點，都是小問題，只要主辦方在設計辯題、邀請評委時，多花心思，可以把其負面效應減低到最小，以致忽略不計。

　　但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奧瑞岡賽制與辯論的根本目的不完全相符。

　　大專辯論是做什么的？大家不要以為是為國家建言獻策。這個作用是有，但是微乎其微。國家不會因為國辯中“艾滋病主要是社會問題”一方獲勝，就把原計劃撥給衛(wèi)生部的錢挪給社科院。至于省賽、地區(qū)賽，就更沒有太多的建言獻策之意義了。所以說，大專辯論賽的最主要的目的，是教育和學習！辯論賽制所以主要在學校中開展，而不是社會各個公司之間或政府各個部委之間，并不是因為學生們閑著沒事兒干，也不完全是因為工作了就沒那份閑心情，而是因為辯手需要通過辯論的過程，學會思考問題、分析問題、闡述問題的方法，學會靈活應對、團隊配合，學會戰(zhàn)略與戰(zhàn)術的變換，也學會一些與辯題有關的課外知識。所以，目的在于教育和學習！既然如此，辯手除了需要學習邏輯思考和舉證能力外，是不是應該學習遣詞造句的能力呢？是不是也應該學習用巧妙的語言博得別人認同或同情的能力呢？是不是還應該學習用貌似直來直去的語言規(guī)避對方尖銳問題的能力呢？這些有時是外交中常用的啊，不要告訴我這些都是虛偽沒用的東西。相信熟悉辯論的同學，都還記得99國辯A組決賽西交自由人譚琦的最后發(fā)言吧？一支花和一串古詩詞的連用，“傷心的人會說‘感時花濺淚’，高興的人會說‘花兒對我笑’；憂愁的人會說‘人比黃花瘦’，欣喜的人會說‘人面桃花相映紅’；有人說花是有情的，所謂‘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也有人說花很無情，‘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原因是什么？是‘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雖然在客觀上講是‘花自飄零水自流’，但我們的主觀卻是‘一種相思，兩處閑愁’”。這樣的辯詞把“美是主觀感受”論述的淋漓盡致。相信大家也都還記得01國辯武大二辯袁丁關于“以成敗論英雄是不可取的”的論述吧？辯辭太長，我就不引用了。用了三段對比手法，博得了滿堂掌聲，雖說這些是完全可以被反駁掉的，但是那種震撼力已經駁不了了。那么，今天各位不齒于花辯的同學們，各位追逐證據(jù)、追逐奧瑞岡的同學們，你們是否具有譚琦和袁丁這種遣詞造句、引經據(jù)典的能力？我不排除有些花辯是很拙劣的技巧，例如95國辯決賽中南大將“愚公不搬家，山上的鳥兒就要都搬家了”這句并不搞笑的話反復使用三至四次。但是，這并不代表花辯技巧有問題。我不期望辯手們成長為偏科的瘸腿，重視證據(jù)和理論推導固然重要，但如果為此放棄了語言文字功底的訓練則是很不值得的。

　　順著這個話題，談到大陸隊伍的辯論風格問題。有人說大陸隊伍的辯論風格不好。其實，并不是大陸隊伍的風格不好，而是有一部分大陸隊伍的水平在下降。來自中文的發(fā)源地——中國大陸的隊伍，運用遣詞造句的技巧發(fā)揮花辯的辯論風格，本身沒錯，未必一定要向港澳臺或新馬隊伍那樣注重證據(jù)、就事論事（當然，后者也沒錯，大家風格不同可以殊途同歸）；但是錯就錯在了眼下有些大陸隊伍水平在下降，花辯花得很糟糕，根本包裝不了自己的觀點，而是赤裸裸地暴露了狡辯中令人厭惡的一面。誰都知道，辯題沒有哪一方是完全正確的，不同的辯論風格只是不同的包裝而已，但是有些大陸的隊伍沒有繼承好花辯的華美包裝，也沒有學會注重證據(jù)的方法，于是就變得讓人不愛聽了；但進而就開始反思自己風格的問題，這個很滑稽。就好比有人英語學不好，不反思自己是否努力，而是覺得《新概念英語》這套教材不好，應該改用《走遍美國》，似乎有些荒唐。

　　林林總總說了那么多，并不是要否定奧瑞岡什么。個人十分贊同，在一部分比賽中使用奧瑞岡賽制，可以有助于辯手多方面能力的訓練。但是，千萬不要認為奧瑞岡是最好的賽制，更不要認為花辯是沒用的東西。記得一位牛人說過——“沒有沒用的東西，只有你不會用和用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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