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人物劉黎先進事跡材料

　　辦案6年多，劉黎共審結民事案件2000余件，年平均結案近400件，涉案當事人7000余名，無一信訪、無一投訴。她被當事人親切地稱為“百姓信賴的基層法官”。

　　李陽案成為“中國里程碑式的家暴案件”

　　劉黎，2002年中國人民大學碩士畢業(yè)后，到朝陽區(qū)法院刑事審判庭工作。2006年9月，她被調入奧運村法庭，從事民事審判工作，歷任助理審判員、審判員，現(xiàn)任該法庭副庭長。

　　朝陽區(qū)是北京市人口最多、面積最大的城區(qū)，經(jīng)濟發(fā)展活躍、商業(yè)高度發(fā)達、涉外因素密集，同時還存在大量農村地區(qū)。經(jīng)濟社會的多元、快速發(fā)展引發(fā)了大量矛盾，朝陽法院也因此成為了全國收案量最多的基層法院之一。每年，該院受理的民事案件就達3萬余件。

　　由于城市化進程早、地理位置好，加上奧運場館建設帶來的自然、人文環(huán)境較為優(yōu)越，奧運村法庭轄區(qū)成為知名人士、外籍人士和高收入人群集中居住的地帶。在該庭每年受理的3000多件案件中，涉外、涉房案件占到近三分之一，其中標的額上千萬甚至上億的案件不在少數(shù)。

　　作為庭里的骨干，劉黎承擔了大量涉外、疑難復雜新類型案件。她認為，公正斷案是法官的基本職責，法官只有堅守公正，百姓才會信服法官。身處新類型案件相對較多、社會關注度較高的基層法庭，不僅要把每一起事關群眾切身利益的案件辦扎實，還要充分發(fā)揮個案的輻射作用，向社會不斷傳遞公平正義的信息。為此，她要求自己不斷提高專業(yè)素養(yǎng)、不斷增強職業(yè)敏銳性，要辦就辦得公道，要做就做到最好。

　　2011年10月，已經(jīng)被網(wǎng)絡和媒體炒得沸沸揚揚的“瘋狂英語”創(chuàng)辦人李陽與美籍妻子kim李金的離婚案訴到朝陽法院。作為涉外案件專業(yè)合議庭的審判長，劉黎當仁不讓地承擔起本案的審理工作。

　　家庭暴力的認定一直是法律難點，在離婚案件中進行司法認定的少之又少，能否在本案中給出一個公正的答案，是劉黎面對的不小難題。此外，本案受到的關注度前所未有，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紐約時報》等40余家國內外媒體跟蹤報道，美國媒體還一度對中國法院能否公正判決表示懷疑，有的甚至勸說李金回美國訴訟。

　　面對壓力和挑戰(zhàn)，劉黎給自己定下兩條原則：第一，不論外界如何關注，都不能擾亂正常的審判思路;第二，不論對李陽的行為如何定性，都必須有充分的依據(jù)和足夠的說服力，以彰顯法律應有的立場。她堅信：法律的力量在于公正，法官的分量也在于公正。

　　那段時間，除了國內法和相關資料外，《聯(lián)合國消除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宣言》和國外相關案例也成為劉黎的重點研究對象�！凹彝ケ┝εc家庭糾紛如何區(qū)分”、“家庭暴力的司法認定”、“舉證責任的分配”等關鍵問題，在她的腦中反復推敲論證。

　　2013年2月3日，歷時一年多、經(jīng)過四次開庭、多方查證，劉黎最終做出準予雙方離婚的一審判決，并確認李陽的行為構成家庭暴力，要求李陽向李金賠償5萬元的精神損害撫慰金。審理期間，依據(jù)李金的申請，劉黎還發(fā)出了《民事訴訟法》實施后北京市首例人身安全保護裁定，禁止李陽毆打、威脅李金。

　　判決得到社會各界普遍認同。《民主與法制時報》稱該案“因法院尊重事實和法律且具有創(chuàng)新性的判決，成為涉及家庭暴力離婚案件的經(jīng)典判例”。美國以深度報道見長的著名雜志《紐約客》也撰文稱此案為“中國里程碑式的家暴案件”，認為法院的判決對于中國反家暴立法有著深遠的影響。

　　法律讓“一房二賣”付出最高代價

　　因轄區(qū)地產(chǎn)開發(fā)較早，商品房多、高檔小區(qū)多，樓市政策變化、房價波動引發(fā)的各種問題在奧運村法庭受理的案件中集中體現(xiàn)。

　　2009年4月，黃先生與王女士簽訂合同，以200萬的價格將自己名下的一套房子賣給王女士，但其后房價大幅上漲，反悔了的黃先生不但不履行合同，還把房子轉到妻子名下，由妻子兩次轉售，最終以400萬的價格賣給他人，并辦理了過戶。

　　當時，在高房價的推動下，“一房二賣”現(xiàn)象比較嚴重。為強化司法審判的導向作用，劉黎主動邀請媒體全程跟蹤報道這一案件的審理。她認定黃先生的行為嚴重違背了誠實守信的基本原則，損害了王女士的合法權益，并判決其給付180萬元的違約賠償，幾乎相當于違法轉賣房屋的全部收益。

　　判決一出，媒體普遍叫好，稱這個判決讓“一房二賣”付出了最高代價，對于引導社會誠信具有積極的示范效應。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jīng)濟法教授、博士生導師宋朝武評價，“這個判決讓我們看到了法官的思考、擔當和價值取向。我們的社會就需要這樣的法官。”

　　因判決結果往往關系到潛在的不特定多數(shù)群體，在審理涉房案件過程中，劉黎還充分重視個案判決對于有效化解潛在群體性糾紛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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