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氏“文化基因”理論新探

《紅樓文化基因探秘》是一部系統(tǒng)從“文化基因”理論入手，研究《紅樓夢》的書。其實作者馬經(jīng)義先生早在《中國紅學概論》中，就有零星的篇章在做這樣的探索。

　　今年暑假，苦苦尋求“從文化基因研究《紅樓夢》”究竟用了哪一種學術方法而未果，于是初步下了一條結論，它既不同于小說批評，也不同于文學考證。

　　然而，一種新的治學方法的產生必然有它的背景和原因，“文化基因”也不例外，特別是目前還處于依靠《紅樓夢》闡述觀點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用一種紅學觀來給它“巧立名目”，找到門戶。

　　索隱派的治學方法被先哲胡適先生定為“猜謎”，這個詞語帶有點調侃的味道，問題是憑借胡適整理國故，將乾嘉考據(jù)說和杜威實驗主義合流治學的本事，他不可能不知道，他創(chuàng)立的“紅學考證派”也是“索隱”中的一種，他不會對“索隱”如此看輕。再加上他批的蔡元培公也是名流碩儒，一代教育大家，又怎會玩起“猜謎”的把式。實際上，這個“猜謎”正是“索隱治學”的特點，諸君切莫以感情色彩看待。傳統(tǒng)學術中，注解經(jīng)學是根正苗紅的高貴學問，孔子作《春秋》，撮其要，減其繁，每一個字猶如千鈞之重，此乃“春秋大義”，為了闡述這部《春秋》，后世用了汗牛充棟的文字，仍然難解其中的皮里陽秋。這也成了史學模板，《史記》很好的學習到了這種筆法。久而久之，經(jīng)過漢代經(jīng)學的發(fā)展，又變成兩派，“古文經(jīng)學”和“今文經(jīng)學”，都是索解著作中隱去的東西，只不過使用的方法不同�！凹t學索隱派”承襲“今文經(jīng)學”發(fā)展而來，“今文經(jīng)學”的特點在“索隱派”中屢見不鮮。不同的時代能夠給出不同的“讀后感”。清人的“皇親國戚家世說”，民國的“政治小說說”，當今的“秦學”，“曹雪芹刺殺雍正說”。從這個角度看，“紅學”真可以與《詩經(jīng)》，《書經(jīng)》并列。享受到了經(jīng)學的待遇。

　　考證派的治學方法在于實證，直接來源于乾嘉考據(jù)說，更遠則出自古文經(jīng)學。因為曹雪芹家世考，續(xù)書作者考，版本學都是在《紅樓夢》之外，被稱為“紅外學”不足為奇。因為很多人認為“紅學”就是研究《紅樓夢》的學問，其實不然。“紅學”不可以與《紅樓夢》劃上等號，“紅學”很多時候研究的不是小說《紅樓夢》，而是把她當做一部“經(jīng)書”來對待的。這樣既提高了小說在傳統(tǒng)學術的地位，也使得我國傳統(tǒng)學術在《紅樓夢》得到了很好的延續(xù)，也使得大批懷舊的學者可以借《紅樓夢》繼續(xù)治傳統(tǒng)學術。

　　為什么我們說索隱，考證是傳統(tǒng)學術中的“門戶”之一呢？因為公認的傳統(tǒng)學術三大基石“詞章”，“義理”，“考據(jù)”，索隱和考證用的方法就是“考據(jù)”，一個是考別傳，一個是考自傳。

　　馬經(jīng)義先生曾說過，“紅學”是傳統(tǒng)學術和現(xiàn)代學術的分水嶺，區(qū)別于任何一種學術。那么兩百余年的“紅學”是否有“詞章”，“義理”的治學方法呢？答案是肯定的。清代的題詠派，小說批評派（不同于王國維的治學方法），周汝昌先生《紅樓奪目紅》，《紅樓別樣紅》等隨筆著作中的部分篇章（對有些句子，詞匯的解析，很似“訓詁”的方法，但我對“小學”沒有基礎，不敢確認這就是“訓詁”）就是從“詞章”角度看《紅樓夢》。至于“義理”，周汝昌先生八十年代提出的“紅樓夢與中華文化”，就是從學術義理的角度打開的一條路子。那么“紅學”是否有現(xiàn)代學術呢？答案也是肯定的。王國維先生的《紅樓夢評論》，是現(xiàn)代學術的開山鼻祖，也為現(xiàn)代小說批評打下了良好的開端。后世的小說批評，其實都無出王先生其右。

　　基本梳理完“紅學”流派和各自的治學方法，我們就從“文化基因”的治學步驟來看她采用的方法究竟是什么。說來其實很簡單，“文化基因”理論的治學方法可以追溯至胡適的“考證”，俞平伯延伸為“文學考證”，反過來我們就將胡適的“考證”準確的稱呼為“歷史考證”。周汝昌晚年還是沒有走出胡適的門下，其晚年隨筆體文章走進了《紅樓夢》，用的正是“文學考證”的例子。我舉一個不恰當?shù)睦�子，“元”和“一”，“探”和“三”，曹公這里的命名暗示了什么？則我們要從以前的例子中來找尋求證這樣使用的巧妙。“元”表示“一”的地方，古代文化中很多，“狀元”，“元旦”等等。那么“探”表示“三”的地方，除了“探花”以外，還能不能有新的證據(jù)呢？這剛好就用了考證的方法�！拔幕�基因”理論的治學方法雖然是以胡適為鼻祖，實際上是反其道而行之。比如“看儒家的文化基因”為例，他是用《紅樓夢》中的例子來求證書中“儒家文化”的存在。這個舉措不僅僅已經(jīng)不局限在《紅樓夢》里，一方面在落實周汝昌提出“紅樓夢與中華文化”觀，另一方面與余英時提出的“新典范”，找尋作品內部存在的有機結構，若合符契，有點“紅學革命”的苗頭了。另外這種方法也落實了“義理”，讓我們看到這部作品延展開去，能夠廣為拓展，欣欣向榮。

　　這樣看來，“文化基因”理論結合了“考據(jù)”，“義理”，當然不乏現(xiàn)代小說批評方法的零星點綴。這種方法走出《紅樓夢》后，又能取得什么樣的成果，又能有什么生命力，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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