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及格”變“優(yōu)秀”的幸與不幸
第一位老師給36分，第二位老師給42分，第三位老師給38分，電腦判定37分——到江蘇省高考語文閱卷組組長、南師大何永康教授手中，一下變成53分。(7月4日《揚州晚報》)
這篇農(nóng)村孩子寫的《懷想天空》，以陪父親割麥為主線。復查階段，何教授發(fā)現(xiàn)了這篇綜合判定為37分的《懷想天空》。反復讀了3遍，終于下決心給它54分。從閱卷程序上看，這屬于“終審”，比原先的評價高了17分。作為從1977年恢復高考算起，何從事語文閱卷工作已經(jīng)30年。今年，他的職責是在及格線附近的作文里“拾遺”，但是像這樣的情況也是“萬中無一”，無論如何，這位考生是幸運的。
在我看來，考生的幸運得益于何教授的嚴謹作風，要不是他反復“讀了三遍”，會產(chǎn)生考生作文由及格變優(yōu)秀的奇跡嗎？考生的幸運還得益于何教授的職業(yè)良知，如果不是“下決心”給54分，考生美文能幸免遺珠之憾嗎？考生的幸運更得益于何教授的學術膽識，從何教授“一篇質樸之作與一種作文導向”批改按語標題中，不難窺見其非凡的學術膽識。
然而，在當今中國應試教育土壤的作文生態(tài)中，具備何教授嚴謹作風職業(yè)、良知學術和膽識者又有多少？不說絕無僅有也是風毛鱗角吧。兒子在本地某校就讀，作文風格雖頗具何教授欣賞和倡導的“質樸”導向，然而每次得不到高分倒也罷了，教師有貶無褒的尖銳評語讓其追求“質樸”的積極性受到極大挫傷，以至對作文無所適從厭惡畏懼。如果說高考作文機器是給考生戴上的一條沉重枷鎖，我以為只是枷鎖一節(jié)罷了，因為現(xiàn)下中小學生作文原本就是大家都戴著應試的枷鎖在街舞。此正是我所謂的作文教育不幸之一。
然而，誠如何教授所言，這篇不幸之萬幸作文的最初錯判，并非閱卷老師責任心不強的惡意錯判，而是眼光有問題。公允而論，眼光有問題也不能全怪老師，而是當下中國作文標準和作文教學有病，作文改革的小指揮棒斗不過高考的大指揮棒。不客氣地說，現(xiàn)下高考試題把活的語文當尸體解剖又當尸體來考。老師教語文知識教僵了，教寫古人教僵了，教議論文教僵了。僵化的語文知識教學，把學生思維弄僵了，豈能把作文寫活？即便是被考生和教師奉為指揮棒的《考試大綱》在作文導向上也比較籠統(tǒng)，比如2006年的《語文高考大綱》，在文采上要求學生“語言生動”、“文句有意蘊”。于是催生市上一本賣得挺火的“高考作文寶典”如是給學生解讀“有意蘊”：寫作文時，不要說“我很悲傷”，要說“我心靈的天空一直下著雨”；不要說“女人和男人應有平等的社會地位”，要說“女人應是一株木棉，和橡樹并立在一起”；不要說“沒有錢”，要說“與孔方兄無緣”，說“‘老人頭’不多”……
現(xiàn)下學生作文怪胎遠不止這些。一個不爭事實是，高考作文普遍存在“脫離現(xiàn)實”“辭藻華麗”這兩種傾向，不少考生習慣于“回到古代，復述經(jīng)典”。比如2004年，江蘇省高考作文題是《山的沉穩(wěn)，水的靈動》。結果試卷上“堆滿了古代的山、涌動著古代的水”：一會兒是李清照的“水”，“到黃昏點點滴滴”；一會兒是李白的“水”，“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一會兒是蘇東坡的“水”，“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用何教授的話說，“寫來寫去，就是沒有自家的‘自來水’，沒有家前屋后清澈的、或者被污染了的‘水’”。到了2005年，江蘇省高考作文要求以“鳳頭·豬肚·豹尾”為話題，于是，成千上萬的考生一齊追捧項羽——烏江自刎確實算是人生的“豹尾”。以至閱卷者很快產(chǎn)生了“審美疲勞”，一看到“項羽”就發(fā)“毛”。呼呼！作文作到這步田地我已無語，委實“如今只有而已而已”。
何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推薦它(改判高分作文)是一種導向�！彼^“導向”，除了盼著青年學生都能懂得感恩外，何永康也希望閱卷者和中學語文教師能包容并鼓勵這份“來自現(xiàn)實生活的質樸”，因為在高考作文中，這已經(jīng)是久違的文風。實際上，這篇被“打撈”出來的《懷想天空》，只是為久違的質樸文風開了一扇窗，卻還不是評價當前優(yōu)秀高考作文的唯一標準。但愿何教授開的這扇天窗能為中國作文教學帶來一絲清新的空氣，更能成為中國作文改革的一縷希望的曙光。(作者：陳慶貴)